未来的的智慧城市将因地制宜，发展城市特色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告别“千城一面”。
“通勤时间”，一直是所有北上广社畜永远的痛。
根据数据显示，如今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平均通勤时间在 30 分钟以上，虽然这个“平均”时间仍在多数人的可接受范围内，但对一个城市管理而言，这却是一组不可估量的数字。
城市是人口集聚形成的大型居住区，是人类活动最密集的地区，大规模的人类活动与城市各行各业的运行数据交织在一起。从某种角度说，城市运行的顺畅与否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城市的数字化命题再次站上风口浪尖。根据数据显示，在 2020 年智慧城市财政投资中，智慧教育和智慧医疗成为占比最大的两个板块，分别为15%和10.2%。
此外，一组来自智研咨询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达25万亿元。
围绕智慧城市，在过往三年以来的大多数关键词都是“华而不实”“纸上谈兵”，即智慧城市的建设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最终产生的效果却是微乎其微。
但一个更清晰的事实是，在疫情接近尾声的当下，这种争论正在被画上句号。智慧城市，正在交出一张真正的数字化答卷。
一“城市病”的数字化良药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21世纪后，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每年有上千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随着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同时也带来其他问题，例如政务效率、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安全隐患等“城市病”成为困扰各个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难题。
自2010年以来，旧金山主要地区的高速公路上的交通量增加了80%。加利福尼亚就是一个例子。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驾驶员们要应对全美国最拥挤的高速公路。大型科技公司不断将其总部从郊区带入城市，以使其员工享有城市生活、福利。但是，这些城市的突飞猛进使得城市交通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除了城市交通，更为“棘手”的领域是城市政务。
资料多、审批流程长、排队等候久，是人们到政务机构办理业务时最常遇到的情形。
“办事5分钟，排队2小时，打印一张税票半个小时。”老叶一边说一边生气地拍打着手中的打印材料。
从当日上午十一点半左右，到老叶拿到了新办的《房屋租赁凭证》，而这时距离他取号开始等待，已经过去了约2小时。
在政务机构的日常事务中，涉及大量的单证、影像信息录入，单纯依靠人工操作的话，效率低、错漏多、人力成本高昂，还会造成办理业务的人们长时间排队等候。
为了破解“城市病”困局，智慧城市应运而生。
由于智慧城市综合采用了包括射频传感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下一代通信技术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因此能够有效地化解“城市病”问题。
智慧城市所带来的技术可以使用来自联网车辆的汇总数据来自动识别坑洼和其他恶劣的路况。数据可以与政府管理集成，以便公共工程或维护人员可以自动执行调度和工单。
这些技术的应用能够使城市变得更易于被感知，城市资源更易于被充分整合，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城市的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从而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解决交通拥堵，消除安全隐患，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转型升级，我国对智慧城市的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0 年智慧城市相关项目总投资约 2.4 万亿元。
在国家政策以及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众多互联网企业、科技公司、金融公司也开始参与进来，并成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其中，阿里的杀手锏是ET城市大脑，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城市的管理，从交通领域入手，深入城市规划、医疗、治安等多方领域；腾讯的绝招是强化“连接”优势，整合、开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LBS、支付基础技术能力，赋能政务、医疗、旅游、交通等诸多社会领域；华为则聚焦ICT基础设施，欲打造智慧城市“神经系统”。
可见无论是企业还是资本抑或是政府，都将智慧城市当时了治疗“城市病”的最佳良药，以此赶上其发展的热潮。
那么在如此热潮之下，中国的智慧城市之路又该如何走？
二 中国智慧城市没有模版
斯德哥尔摩自90年代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从1990年以来，每位居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减少了25％。
在2010年，斯德哥尔摩就成为欧洲首个绿色之都，斯德哥尔摩市长Anna König Jerlmyr2021年在一篇文章中写下“可持续发展一直是我们智慧城市战略的核心”。
在这个核心理念的指导下，斯德哥尔摩的GrowSmarter项目汇集了政府和私营单位，融合了包括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出行等在内的12个智慧城市解决方案。这12个解决方案，旨在满足可持续性的三大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
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理论，GrowSmarter在斯德哥尔摩的阿尔斯塔区，设置了试点，以证明他们打造的12个解决方案，能顺利实施，证明成功后，能够迅速复制到其他区域。
斯德哥尔摩的智慧城市，是欧洲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典型，体现了欧美“可持续发展”“人性化”的理念，而且更注重个人隐私保护。这种理念却与中国智慧城市的理念截然不同。
在浙江湖州，智慧城市的落地一度成为中国智慧城市的代名词。湖州城市大脑最大亮点在于开发了统一视频共享、统一地图服务、统一身份认证、共享材料等公共模块组件供各系统应用开发调用，是国内首个具有应用组件功能的城市大脑。
在场景方面，湖州城市大脑已经衍生出“刷脸办事”“智慧医疗”等多个应用。尤其在智慧医疗方面，湖州在全国率先实现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四级以上测评全市域覆盖，还是国内首个医疗“无胶片”城市。
不难发现，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更强调大数据的创新应用，重视城市间不同部门的协同。这与欧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理念和方式。
2014年，欧盟发布《欧盟智能城市地图》，该报告提到，智慧城市发展的六大特征分别是：智慧治理、智慧经济、智慧出行、智慧环境、智慧公众和智慧生活。其中，智慧出行和智慧环境是最受欧洲国家的重视。
而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则更多地从城市安全与秩序、民生应用等方面考虑。
虽然在建设的重点上，中国和欧美体现出了些许的差异，但造成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却有迹可循。
首先，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是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国内经济发展的理念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正在全面拥抱数字经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都被纳入基础设施的范畴。
另外，从经济发展的动力上看，信息化和城镇化是重要的推动力，这‘两化’的交汇点，就是智慧城市。所以智慧城市的建设，在中国可以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落实数字经济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其次，人口规模的不同，也决定了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优先考虑目标的不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化率迅速攀升，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城市出现。这样的高速变化，给城市的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因此，中国的智慧城市更注重效率。中国的智慧安防产业蓬勃发展，能够让公安干警迅速掌握案情；智慧交通的目的是减少拥堵、提升出行效率；让市民能够“刷脸办事”，“最多只跑一次”……这些都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中，重视效率的表现。
可以发现，城市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设也没有模板可言。一线城市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二三线城市，国外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国内。
三 智慧城市不再“纸上谈兵”
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在这个过程中取得诸多成效、突破。诸如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等建设智慧交通，已逐步实现了对道路信息、车辆信息和乘客信息进行接入，并通过这些数据组建城市交通大脑，实现对交通运行的调度管理，从而缓解城市拥堵，提升交通通行能力。
但不可否认，在现阶段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要走出一天符合当地特色的智慧城市之路。
网上挂号很方便，但想要挂的号一般挂不到，到医院看病依然是排队2小时看病5分钟，普及以健康为导向的卫健服务仍然任重道远。
城市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已经普及到每一个城市，但在突然到来的疫情之下，除了用于上报疫情与开视频会议，基本上不知有什么用，不知用什么预案，不知怎么估算与组织资源，不知如何去指挥与调度，导致所发挥作用十分有限。
一是重视概念炒作，轻视理念更新。尽管智慧城市概念被社会各界关注，但其中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理念陈旧、内涵模糊，甚至把智慧城市建设等同于城市信息化。
三是重视数据采集，轻视平台建设。城市各个部门往往各自为政，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举步维艰。
然而，智慧城市的本质是人类智慧驱动城市发展。如果离开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涵，单纯走技术至上的路线，必将舍本逐末。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也不仅仅办事柜台的线上化，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有情怀、有温度地服务社会。
自2010年，IBM提出“智慧城市”愿景起，智慧城市成为媒体和专家讨论的热点。然而，对于智慧城市标准内涵，政府文件始终没有界定，专家学者也没有形成共识。
智慧城市发展之路，仍道阻且长，需上下求索。但可以预见，未来的的智慧城市将因地制宜，发展城市特色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告别“千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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